《非常道》一书新近出版，封面明署“余世存编”，而非“编著”，足见编者之诚实。编者又在跋语中坦承：“虽然花了四五年时间编写这本书，但文字并不全然出于我手，原作者们的才情、识见、语感常让我有偏爱不舍之处，故摘编时多尽量保留，文字不能完全统一，是需要告罪读者的。”
不知哪个环节发生了技术
《非常道》体例近于《世说新语》，编者从近人著作中搜罗摘编、汰选厘定了１８４０年至今的史迹片玉千余则，分为“史景”、“政事”、“文林”、“武运”等三十二目，文人、武人、士人、商人、畸人、异人、狂者、狷者，烈士、刺客、遗民、汉奸、军阀、政客、特务、流氓，各色人等，出没其间，吉光片羽，神光离合。其《命运第二十二》首则曰：“第一个提倡‘自改革’的是龚自珍。他的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大约不曾预见这个历史的悖论：‘去其史’者最积极的，竟是中国人自己。”准此而论，《非常道》不妨视为记录非常世之非常人的一部非常史，所以余跋说：“《非常道》不同于《世说新语》，读者自会明见。”
然而“读者自会明见”的良苦用心很有可能落空。即便王序、余跋未被刊落，恐怕还是会被众多读者视为奇闻轶事，当成饭后谈资，何况未能付印。更可虑者，是编者宗旨“不可得而闻”之后，必会发生李代桃僵的尴尬――编者搜罗的纷繁事典，将成为诸多卖文者的撰文之助。这原本也无可厚非，恰如余跋所说：“在今天每个人都想把个性发扬凌厉的市场时代，这本书的每一则故事或话语都可以生发长长的议论；这么做，可以让我写上几年上千篇的‘作文’，却非跟读者进行交流的正当有效方式。”但编者以为不正当而不欲为之事，必定有人不以为不正当而必为。那些腹笥不富、浏览不广而又好奇猎异、苦无素材的卖文者，必借此书提供的素材，大发其凿空之论，而所阐义理却与编者宗旨大相乖违。我不愿看到编者的苦心孤诣尽付流水，故撮引未刊序跋之精要，参以观感己意，略解是书大旨。
一
王序开头，即劈空道断曰：“中国正在临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这个时分曾一再被谬解被误待，一再被坎陷被截断，甚至一再被歧引被反拨，但这个时分还是以世所罕见的坚韧、悲怆和善意不可阻遏地走来，――它是东方睽违已久企望多时的正色寅时，破译中国命运的倒计时，我们的历史黎明。”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解说，可视为解读《非常道》一书，乃至解读一百多年中国近代史的无上密钥。从“万古如长夜”走向“历史破晓时分”当然需要一个漫长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恰如唐德刚先生所说：“中国走出历史三峡，需要两百年（１８４０～２０４０）。”一百六十五年已经过去，破晓时分已呼之欲出――提前、押后的可能同样存在，历史的变数无时不有。
王序认为，自从西方文明强行进入闭目塞听的中国文化固有视域，也就是中国被西方文明强行带入近代史以后，“中国的全部时空和环境和整体命运从此全然改观了。一切已不可更改地重塑了中国。１８４０年以来，这一变局的狂烈深巨，其震撼所及，今代中国人不仅可感可闻，而且依然身置其中。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进程，开始领略一种新的天意。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的视界坚持带给中国一个‘好消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长期革命并没有失败。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此中最紧要之处则是刻下大隧道即将走穿，前面已见曙光。他不赞成对中国近代史‘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所有的屈辱、冤情、苦楚、流血、灭绝，所有的努力、奋斗、希望、爱和牺牲，都围绕着一条历史的中轴线――走向真正的历史破晓――而被赋予人类精神的自我实现和‘人是创造世界的最终目的’这一永恒的意义。”
有此极具大局观的闳深把握，《非常道》才不会被当成等闲之书。《非常道》既不是读者茶前饭后的言谈之资，也不是写家好奇猎异的撰文之助，而是一部标明中国“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行动之书。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把时代列车抵达我们脚下之前所费的人力、物力视为投资――赢利前的必要投资，为了最终的赢利，必须义无反顾地不断追加投资，不惜倾家荡产，生死以之。王序告诉那些因缺乏远见而气沮神伤的人们：巨大的投资不会白费，高额的赢利必能兑现。《非常道》之所以不同于《世说新语》，就在于《世说新语》无助于中国摆脱不断瓦解、不断重建的改朝换代和周而复始的治乱兴亡，而《非常道》却无可置疑地昭示着：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可望摆脱两千年来的循环史观和历史定命。
就此而言，坐而论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起而行道，所以编者认为，把锥心之痛的历史片断铺陈稀释为斗方时文，是不正当的。唯一正当的是行动：走向个人的成熟，从类人孩成长为现代公民。易言之，国人不能仅仅是历史日出的等待者和观望者，而必须是历史日出的助产士和拉拉队员。倘若像《红楼梦》诗句所言：“天上一轮谁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那就会如编者旧文“类人孩们尽朝晖”所示，即使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促其喷薄而出的“历史破晓时分”如期而至，类人孩依然是类人孩，“难见真的人”。
二
余跋说：“２００２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词：类人孩，我像回到故乡的丁令威一样，认识到我和我的同胞乡亲离文明仍然遥远，我们是无知于权利、权利不得保证、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类人孩。对那些先贤、前辈，我有着物伤其类的同情；阅读他们不能返乡的人生，了解他们无能获得文明的成人理性或说现代公民人格的悲惨遇合，感知他们的肝胆忠义，英雄末路，狂狷意志，我的心情难以言喻。我至今记得，无数个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静静地流泪。现在这些卡片的一部分，就成为《非常道》的来源。”
“类人孩”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命名，编者此前已有多文述及，但一直未曾深入展开，此书或可视为实证性展开的一种努力。余世存认为，即使到了王康眼中的历史破晓前夜，在低水准参照系中抵达相对较高境界并取得相对较高成就的那些人，依然不脱类人孩的基本特征。余跋中特意点到如下这些名字：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胡适、梁漱溟、陶行知、郭沫若、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李慎之，认为其中的至高者依然是“有着圣贤君子人格的类人孩”。落实到具体人物身上，一定见仁见智，易起纷争，且看余跋对“类人孩”是怎样描述的：
“类人孩跟孩子一样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现代文明社会里个体公民的生存常识在类人孩们那里分布得极为不均、稀薄，知识的污染蒙蔽了他们，知识的碎片教唆了他们，也切割了他们，使他们往往彼此对立，无能交流、调和、妥协、共处。人当然不能等认识到位了才开始生活，否则人们一生都要准备着生活，这不是人类的经验现实；但人也不能永远在罪错里或在‘历史的误会’里过活，否则人生失去意义，他永远长不大，永远无知于‘人生的灿烂’，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今天那些还未跨入现代门槛的民族国家及其子民如此。类人孩状态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活。说到底，无论做坏孩子还做好孩子乖孩子，还是做老小孩老顽童，都是一种非成人状态。”
纵观《非常道》呈现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世相纷纭、国运轮替，“长不大”确为怵目惊心的核心事实。在中国固有文化中，普遍的童稚化被视为常态，欲长大成人的极少数例外反被视为非常态，故无一不被目为异人、畸人。而此类异人、畸人，在非童稚化的域外文化中，必可成长为大师巨子，但在普遍童稚化的中国文化中却不得不强行扭曲乃至自我矮化，因而欲长大成人的极少数异人、畸人，最终仍不免成为异化之人、畸型之人。
王序也提及“长不大”之义：“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点：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
从“类人孩”的角度，可以重新审视向来被国人竭力推崇，即使在砸烂一切的“五四”和“文革”时期也未遭非难的所谓“童心”说。对已经长大成熟的人而言，可贵的“童心”确能有助于超越名利俗谛，但对深陷名利俗谛而永远长不大的类人孩而言，“童心”说就会加重其溺。
我认为“忠孝文化”是两千年来中国固有文化下的臣民、子民永远“长不大”，永远不能顺利成长为公民的根本原因。为省篇幅，各举一例。
“忠臣文化”使臣民长不大。对不听话的大臣动辄扯掉裤子打屁股，虽有“廷杖”雅名，其实质依然是对待总角童子的体罚方式。“孝子文化”也使子民长不大。收入《二十四孝》的“老莱娱亲”，证明即便七老八十，依然是类人孩，更遑论五六十岁、三四十岁。
世有老莱子即老聃的传说。五代不倒翁冯道有一老仆，读《老子》之时，因仆讳主名而把“道”易为“不敢说”，故读《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曰：“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倘若阅读《非常道》的结果，竟是“非常不敢说”，那么历史的破晓时分还会被无限期押后――言说尚且不敢，何况行动？《老子》对类人孩曾经有过预言：“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对类人孩的“不敢说”也曾有过预言：“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从中国人口历数千年雄居全球之冠可知，只要是类人孩，就必定不会勇于敢，而一定是勇于不敢。
三
略述《非常道》序跋精要之后，我愿意与《非常道》的每一位读者重温伊曼努尔・康德（１７２４～１８０４）于１７８４年９月３０日写下的一段话：
“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已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绝大部分人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为人们从来都不允许他去做这种尝试。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人民（在精神事务上）的保护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归结为一种荒谬性，一种永世长存的荒谬性了。”
康德针对德国人的批评如此适合中国人，足见其普适意义。而康德的命题在两百年后的中国还尚待破题，足见其迫切意义。王序的“历史破晓”藉外言之，余跋的“类人孩语”藉内言之，两者大旨实一：所谓“历史破晓”，就是“人”的破题；所谓“文明破晓”，就是“人”之共同体的破题。
《非常道》中有一则摘自拙文《伤心的事故》，略有小误，顺便更正一下。或许是编者抄录于卡片时仅摘几句，成书时补充完整，结果把我读书时事误为我教书时事。此文仅五百字，因为我没有心情发挥，这与编者的述而不作心态相似，可见伤心人固然别有怀抱，其实又复同调同慨。拙文说的是，我读大二时，班级举行晚会。主持人问一个女同学：“你最伤心的事情是什么？”答曰：“我最伤心的事情，是读中国近代史。”
我悬想明年或者后年，假设情景基本相似，被问到的同学或许会说：“我最伤心的事情，是阅读《非常道》。”
我又悬想十年或二十年后，假设情景基本相似，被问到的同学或许会说：“我最快乐的事情，是阅读《道可道》。”
《道可道》远未成书，尚待仁人志士独力编写或集体编写，但编写的前提是行动――摆脱类人孩之童稚状态的成人庆典。庆典上的礼花，就是刺破夜空的曙光。
（《非常道》，余世存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版，２８．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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